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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在清华的探索与发展,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自愿、强制与自觉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 白峰杉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 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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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教授为本科生讲授文化素质核心课程《国际关系分析》

早在1998年,我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原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就对教育中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灌输’。越是理性层面上的素质教育,越会带有较多的强制性。”较长时期以来,教育界都流行一种看法:知识教育可以具有某种强制性,而素质教育必须是自由的,只有在松驰的、自愿的情绪状态下,知识才能内化为素质。徐葆耕教授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任何教育都是带有确定目标的,没有强制性的教育是不存在的。

教育中的自由与强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发展的历程,专业教育是从几乎完全是必修课的形式到逐渐给学生一定的选择;而文化素质教育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是从完全的自由,逐步加入了少许强制的元素。当然最后走向自觉才是真正的理想境界。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都只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进入自觉的境界。恰如徐葆耕教授指出的:“如果认为素质教育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素质教育的要求,就达不到教育所必须的培养目标。”通过强制而进入自觉,是无数大学者走过的必由之路。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强制走向自由是容易操作的,而反之则容易引起冲突,困难会很大,阻力会来自很多方面。因此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也会相对漫长,这恰恰也是文化素质教育今天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

一、课外活动为载体:自愿

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辅导员,这些都曾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出人才的大户,是清华当时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其特点是人群相对固定且人数不多;对于其他学生,自愿参加的讲座、沙龙等校园文化活动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中,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辅导员队伍等是骨干,他们要努力影响和带动广大同学。

我们注意到,
在文化素质教育自愿的阶段,学校工作的重点是“小众”,是少数人,但目标是影响和带动“大众”。所以针对“小众”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少数人“独善其身”,而是通过他们去“普度众生”。“自愿”参与的最大优点是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完全出于学生自愿,带有相当强的自发性,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也如徐葆耕教授指出的,有些不喜欢参加这类活动的学生,则完全没有达到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仅仅是基于自愿是远远不够的。

二、突出课程要求:强制

课程化是带有强制性手段,是实现对大部分或者全体学生要求的主要途径。清华目前现行的课程体系分为三个基本的层级:必修、限选、任选,体现的是对学生强制程度的由强到弱。其中必修是最到位的强制,学生也最重视;限选的定义方式是通过一组课程提出要求的,课组规定越具体、范围越小,则强制性越强。一个系列课程的设置要通过必修、限选、任选课程的合理配置和有机结合,体现其目标和定位。选修的机制本身会给学生一定的自由,但课程选定后,体现的还是约束和强制。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素质教育开始设置课程,要求不断提高;90年代中期文化素质教育进一步得到强化,相应的课程建设得到重视。特别是清华大学第21次教育讨论会,在本科培养计划总的课程学分明显下调的情况下,确定了文化素质课程13个学分的要求,体现的是带有强制性的方式;采用的是分类任选方法且由于课组规模很大,所以强制的程度并不高。然而文化素质课程13个学分的基本框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为后续直到今天的工作提供了空间和可能。2006年启动了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要求学生至少修两门核心课,采用的是引入限选的方法;到2011年提高到至少5门或者8个学分核心课的要求,是强制方式的进一步强化。特别是从2008年入学的本科生开始,《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使得我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必修、限选、任选三个层级的课程齐全,是又一个里程碑。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提出核心基础课程建设,还是继续已有的思路,在目前相对比较大的核心课程组中区分出“基础课程”提出更严格的限选要求,进一步加强强制的手段。可以预计,文化素质教育中强制手段的不断加强,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徐葆耕指出,文化素质课程教育一般会存在两个缺点:一是教师的思想、水准、作风难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二是多数课程由于学生人数多,会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方式,难以激活学生的主动性。2006年起的核心课程建设,针对的主要是上述的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教”的问题;而本次教育讨论会我们提出的“核心基础课程”建设,重点主要是针对第二个问题,要立足清华的现有条件努力解决学生“学”的问题,也就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问题。清华的现实是,文理学院规模相对全校本科生规模而言较小,文化素质课以小班课程覆盖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核心基础课程”建设的可行途径是“大班讲授,小班讨论”,其中小班讨论课的建设是关键;而小班讨论的要素,除了规模、教室等条件外,助教的遴选、培养和使用是核心,是重中之重。近年部分文化素质核心课程的积极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停留在强制的层面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强制不是目的,自觉才是文化素质教育真正的境界和追求。自觉的前提是自愿,它远高于自愿。但与自愿的阶段类似的地方是,学校工作的重点会重新回到“小众”,目标当然还是影响和带动“大众”。这个层面工作的核心是需要在相对比较局部之处,营造环境与氛围。

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学历为导向的,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背景下,它在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同时,比较容易受到功利主义思潮的侵蚀。文化素质教育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大学生学习生活中过强的功利心态。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产生过众多杰出的圣贤,它们怀着卓绝的理想,持有坚定的信心,与功利主义作过长期的抗争,表现出了自强不息、自由活泼的精神。重新激活这些资源,让它们在现代大学的人文教化中发挥作用,为我们的大学保留一些与功利无关的学习园地,是现代人文教育中富有意义的课题。

三、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通往自觉之路

在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中,最强调自觉性的莫过于书院传统。同时西方学者对于现代教育的批评与反思,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兼具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多重身份的怀特海就指出:“在古代的学校里,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现代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标却是教授各种科目”。他还说,当理想下降到仅仅是实用的水平,就会造成教育停滞不前了。

中国教育的传统,自宋代以后,呈现为书院与学校的二元分立,它们构成了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生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书院是民办的或有民间参与的,以探求学问、砥励人品为主,比较重视自觉;而学校则是官办,主要以考试为目的,比较重视强制。历史上知名的理学传统,就是依托书院形式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我国从西方引进了大学模式,最早是兴办学堂,它演化成为近代的学校。在建设学校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没有处理好书院与学校的关系。书院传统急剧衰落,形成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教育生态受到破坏。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复兴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它不但可以接续传统,还可以构筑文化素质教育通向自觉的道路。

中国的大学模式是从西方学来的,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如何与中国传统相融汇、将探求学问与砥励人品相结合的基本课题。清华大学一直有会通中西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中西融汇的成功经验。例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设、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构建,还有体现梅贻琦老校长办学思想和大学价值理念的《大学一解》。其中,梅先生的《大学一解》,中心思想就是要将中西两种大学理念融为一体,体现出将西方大学理念中国化的努力,融汇了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精髓,也折射出清华通识教育的传统。

非专业的学习社区是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其角色是对大学教育生态中过分专业化的一种反拨。而这种“师生共同体”的形态本质上就是梅贻琦《大学一解》的“从游”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它们在学习活动中更讲求知行合一,主张知识与价值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单纯地发展学术。它们鼓励同学将知识内化为智慧,并升华为君子的人格。与专业化的大楼相比,它只是楼旁的小草。这种业余活动的持久存在,以其笃敬真诚的精神,或许可以为守护大学文化生态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斯之谓也。文化素质教育由于历史很短,教师中的共识明显不足,同时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也需要时间。通过我们每个人微薄的努力,希望我们的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他们这代人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基于我们已有的基础面对未来的挑战,通识无疑是关键所在;但这里的“通”不是“普通”,而是“贯通”。

中国大学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1921年蔡元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阐释其大学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这与梅贻琦先生《大学一解》所勾画的大学相当一致。先贤们在近100年前规划出的目标与途径,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文化素质教育任重道远,其面临的困难从根本上讲是源于现代高等教育的深刻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素质教育从完全的自愿,通过逐步加入强制的元素并努力走向自觉。历史地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历程,是我们为当下寻求方向的依据,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坚持就没有发展。

来源:《新清华》增刊 2015.2

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在清华的探索与发展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 曹莉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原常务副主任
李树勤教务处处长 郑力

自1995
年教育部在高校进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以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
为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此过程中,
清华大学作为主要参与推动和实践文化素质教育的高校之一,在逐步形成了以理念为先导,
以课程为主线,
以校园活动和文化实践为平台的文化素质教育模式,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纪念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20周年之际,总结回顾我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创我校素质教育的新局面,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缘起

1995年9月,针对中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和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现状,教育部在华中理工大学主持召开了
“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拉开了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序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学校的文化品位”成为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宗旨。

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学校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促进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具有先导意义。随着各高校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文化素质教育,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与思维方法、艺术和审美的基本修养、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学习和借鉴,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正在阔步迈向一个自主创新、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时代要求清华大学培养高素质的具备创新思维和领导能力的各行各业领跑者和带头人。学校因此提出“厚基础”、“重实践”、“求创新”的人才培养方针。为了加快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恢复和振兴清华人文学科进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倡导和实践文化素质教育,明确人文教育、文化底蕴、科学精神和文理交融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校领导班子的普遍共识。随着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推进,
我校的人文选修课在9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徐葆耕的《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葛兆光的《中国文化名著导读》等中外文学与文化经典课程开启了一条人文选修课与经典阅读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以经典作品导读为中心,把作品的讲授同历史的叙述、理论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
成为清华人文选修课的一大特色。

1999年初,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由原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担任基地主任。
在2000~2001年第21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期间,文化素质教育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理念与实践上对加强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达成共识,形成了“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思路。在总课程学分从170压缩至140的情况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由5学分增加到13学分,为实现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

2006年,针对部分文化素质课程参差不齐,质量不高的状况,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由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提出具体方案,人文学院等相关院系协同支持,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旨在提升通识教育质量和素质教育效果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计划”。“核心课程计划”以构筑宽厚的人文、科学基础为基本出发点,力求通过高质量的文理通识教育,促进学生确立文化根基,激发和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多方位、多视角、跨学科地审视和对待自己所学的专业,了解其发展过程及其与其他知识领域的联系,成为厚积薄发,触类旁通、自觉创新、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课程理念上突出文理基础、文化内涵、方法论意义、跨学科意识和全球视野;
在教学方法上提倡阅读经典、小班讨论, 名师上课、助教导修。

伴随着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建立和八大课组的重建,清华大学于2006年秋开始实施新的本科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方案,要求学生在13学分中至少选修4个学分的核心课程。并首次在全校本科生选课指南上颁布《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选课指南》。
《指南》明确指出:“文化素质教育以培养具有宽厚的文理基础知识、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敏锐的思维习惯,全面、均衡、和谐发展的人为根本目的,提倡为学与为人相统一、科学与人文相交融、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加深和提高全体大学生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素养,
使全体学生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融中,
在人类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熏陶中,成为具有远大理想、道德责任和探究精神的合格人才。” 《指南》
规定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整体上引导学生达到如下目标:

1、对中国文明史和中华文化传统有较全面的认识和较深刻的认同;对世界文明史有基本的了解,学会自觉地从世界文明总体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增强文化自主意识,
提高文化选择能力。

2、对中外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有较深入的理解,
对人生和复杂社会问题有较强的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能力。

3、对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阅读与赏析能力,能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吸纳国内外优秀文化的精华。

4、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并对人类科学发展史和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及其应用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培养正确的科学技术理念与科学精神。

5、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并对当代中国国情有较深入的认识,对重大国际问题有所了解,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增强社会责任感。

6、有较强的中英文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能有效地表达认知、思想和情感,积极健康地与他人交流和沟通。

7、掌握一定的艺术基础知识和技能,有较高的审美品味和鉴赏能力。

8、在掌握总体知识结构方面,有科学与人文均衡发展的自觉意识和基本理念,自主学习、全面发展。

2007年清华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成为文化素质教育创新实验区。 同年7月,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中国文化论坛联合在我校举办“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
讲习班采取集中培训、密集授课的方式,让200余名学员深入体验名师上课,助教导修,阅读原典,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
历史系李学勤教授、彭林教授,中文系汪晖教授分别主讲了《史记,五帝本纪》《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和鲁迅的《破恶声论》《呐喊自序》等,讲习班为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推广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为探索核心课程的师资培训模式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8年,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对校内的19个院系和国内15所国外9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研究,掌握了国内外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动向和问题,传播了素质教育的理念,联系了更多的院系和教授关注并参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推动工作,
形成了近30个院系共建共享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局面。
核心课程也从起步阶段的首批20余门,发展到近百门,其中《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关系分析》、《中西文化关系史》、《外国工艺美术史》、《实验室科研探究》等先后获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

2009年4月,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选课指南》和核心课程八大课组名称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艺术与审美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在第23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期间,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学术含金量和认知挑战度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提出重点落实“听、说、读、写”
等教学环节,实现将“甜点”课程变成“正餐”课程的发展方向,
为文化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除课程建设之外,校园活动和课外实践是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渠道。《新人文讲座》《名家谈文艺》《社科大讲堂》等大型系列讲座、人文知识竞赛、暑期学生人文实践夏令营、真人图书馆、“好读书”征文比赛、SRT项目、高雅艺术、民间艺术、外国艺术进校园、书院文化周、挑战杯创业竞赛、英语风采大赛、英语辩论赛等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素质拓展和校园文化活动为丰富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三、文化素质教育的拓展

2010年11月,在纪念高等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十五周年大会的发言中顾秉林校长代表清华大学提出了文化素质课程进一步由概论性、普及性课程向深层次的认知挑战性和文化植根性课程转型,由单纯的通选课向构建通识教育共同平台和特色平台的方向转型的发展目标。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由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新生研讨课程、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和其他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等四部分组成,核心课程学分由4学分增至8学分,八大课组调整为:哲学与伦理、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学、环境、科技与社会、艺术与审美、当代中国与世界、人生与发展、
数学与自然科学。同年,经管学院率先大幅度调整本科培养方案,强调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着重建设6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中国文明、世界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中国与世界、生命科学导论,3门基础技能课程:中文、英语和数学。

优质的通识课程是推进和提升文化素质教育的平台保证。2014年,在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期间,陈吉宁校长和袁驷副校长分别提出了“转变教育方式,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促进通专融合”,“优化培养方案,
开拓通识课程资源”的发展目标。
一方面,加大力度推进大班上课,小班讨论的教学模式,先行尝试的课程有《西方哲学探源》、《大学历史与文化》、《学术之道》、《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等;另一方面,
启动新雅书院等改革试点,推动小班上课,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充实并拓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2014年9月,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了旨在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新雅书院,聘甘阳为书院总监。
“新雅”意蕴“人文日新、渊博雅正”——新雅书院意在继承和发扬清华“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会通传统,进一步凝炼和借鉴国内外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先进理念,发挥清华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资源优势,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课程教育”与“养成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有效方法。在成立典礼上陈吉宁校长指出,“新雅书院既是基于老清华时期重视通识教育的历史传统,又是立足于近二十年来对于素质教育的不断探索,更是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书院推行住宿学院制度,所有入选学生按学科交叉、专业融合的原则安排宿舍。通过书院建制,形成清华大学通专结合、文理交叉人才培养的新格局;通过共同核心课程的学习和开展以学术为导向的书院活动形成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和交流的教学和生活共同体。通识课程由书院统一安排——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科学为基础,推及政治、经济、社会和传播;通过深度学习、有效研讨、学科交叉、师生互动等环节,提升通识教育的育人实效,培养清华学生对文明和价值的综合理解与有效表达,在认知、思维、表达和运用方面达到融会贯通的高度。

新雅书院第一学年开设的《中国早期文明》、《法律与文学》、《艺术的启示》、《〈史记〉研读》、《西方经典与现代社会》、《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器物与生活》、《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科学发展与人类文明》等9门课程全部采取小班上课、细读文本,助教导修,小班讨论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专业水准,
通识目的”的教学目标,为“创新教育模式,激发学术志趣,提高培养质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人的素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素质是一个文明大国的重要标志。
回顾新时期清华大学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历程,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始终是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着力点和主渠道。从文化素质教育课程13学分的确立到“核心课程计划”的实施,从概论性、普及性大课宣讲向熔阅读、写作和讨论为一炉的小班课的转型,从全校面上推进核心课程到院系自主创新和新雅书院通识教育实验区的改革试点,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正努力向国际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目标努力前行;打造高品质、高要求、高水平、高含量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立健全清华大学文理结合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无疑是构建全体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总体办学目标的选择,为此,
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来源:《新清华》增刊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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